唯物辩证法视域下智能主体伦理风险研究

以ChatGPT、Gemini、Claude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已经能够在文本生成、逻辑推理、知识问答等领域展现出较强的协同决策能力，人工智能已从工具性存在演化为具备自主交互能力的“人工智能体”（AI Agent）。这一技术的迭代革新，推动智能主体渗透至社会生产、公共治理、日常生活等场域，重塑人机关系结构与社会运行逻辑，成为推进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能。但与此同时，算法偏见、认知异化、主体性消解等新型伦理风险持续滋生蔓延，风险形态从显性技术问题转向隐性价值冲突，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与扩散性的演化特征，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潜在挑战。对此，从唯物辩证法视域出发，审视智能主体伦理风险，能够突破传统碎片化研究的桎梏，跳出“技术万能”或“技术悲观”的单向度认知，为化解智能时代伦理治理困境、构建良性人机协同伦理秩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善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一、对立统一规律下风险生成的内在张力与矛盾运动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智能主体伦理风险并不是静态存在的，而是矛盾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各类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排斥，当矛盾处于动态均衡状态时，智能技术能够恪守伦理底线，一旦均衡格局被打破，矛盾的对立性占据主导，内在张力便直接转化为显性风险。

第一，技术自主扩张与人本伦理约束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其存在价值始终依附于人的发展需求。技术不是脱离人类价值的独立存在，必须接受社会规则的规约。智能技术具备天然的自主扩张倾向，追求效率提升最大化，而人本伦理约束则以公平、正义、尊严、权利为标尺，划定技术应用的边界。二者本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即技术发展丰富人类实践形态，伦理约束保障技术向善方向。但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应用中，技术扩张不断突破伦理红线，伦理约束的刚性与有效性持续弱化，二者的对立性被持续放大，算法越权、隐私侵权、技术滥用等风险由此滋生。这是智能领域最本源、最贯穿始终的基础性矛盾。

第二，人类主体主导权与智能主体拟自主性的对立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来看，只有从事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体。智能主体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新型劳动资料，其本质是算法程序与数据运算模拟出的拟主体特征，完全依附于人类的设计、赋值与管控，不具备独立的实践主体资格。二者的理想关系是人类牢牢掌握主导权，智能主体作为工具有序运行。但随着智能算法复杂度提升，拟自主性不断强化，部分场景下智能系统的决策行为逐渐脱离人类实时管控，人机之间主从关系出现错位。这种主体地位的博弈与失衡，直接引发人机权责混乱、人类主体性消解等一系列伦理难题，成为智能伦理风险的核心诱因。

第三，算法运行效率与社会价值公平的对立统一。效率与公平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范畴，也是技术伦理必须统筹的两大价值目标。智能算法的底层设计逻辑以效率最优为首要原则，通过海量数据筛选、模型简化、路径压缩实现快速研判与资源配置，而社会道德、公共伦理、民生保障则以公平正义为核心追求，要求规则无差别、对待无歧视。马克思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指出脱离公平的效率终将损害社会存续根基。在商业与实用导向下，算法为了提升运行效率简化评判维度，会固化历史数据中潜藏的身份偏见，使得效率追求与公平准则形成尖锐对立。

第四，智能主体工具属性与拟主体表征的对立统一。从物质规定性而言，智能主体属于劳动资料，工具性是其本质属性；从外在行为表现来看，其类人化交互、自主化行动又呈现出鲜明的拟主体特征。工具属性要求其绝对服从人类指令、接受人类管控，拟主体表征则容易造成社会认知偏差，将其等同于具备道德判断能力的独立主体。二者的内在冲突，直接造成道德责任、法律责任界定模糊：既无法按照纯粹工具标准划定归责边界，也不能按照人类主体标准赋予其道德义务，最终形成无人担责的困境。

上述四组矛盾相互交织，构成智能主体伦理风险生成的矛盾体系。当矛盾双方保持相对平衡时，风险主要表现为局部性的伦理隐患，而随着矛盾不断积累，风险将由局部失衡演化为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运用质量互变规律，考察智能主体伦理风险由量变积累走向质变升级的演化过程。

二、质量互变规律下风险强化的累积效应与触发条件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与飞跃性相统一的特征，量变是事物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突变，量变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必然引发质变，质变又会开启新一轮的量变循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智能主体伦理风险也不例外。

在量变阶段，风险表现为分散、局部、隐蔽的微小伦理失范，属于渐进式的状态变化。具体而言，算法代码中细微的价值偏向、数据采集过程中小范围的越界收集、算法应用中单次的隐私泄露、伦理审查环节常态化的标准松动、技术使用中个体层面对智能系统的轻度依赖，都属于风险量变范畴。这类问题单一个体影响范围有限，会被简单归因为技术瑕疵或管理疏漏，难以引起治理主体的高度重视。但量变具备持续性、叠加性、传导性三大特征：一方面，同类微小失范行为反复出现，不断放大风险存量；另一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场景的零散隐患相互交织，形成风险叠加效应。看似孤立的失范行为并不会立即引发系统危机，但其持续积累会不断侵蚀技术系统的伦理基础，为风险质变创造条件。长此以往，整个智能应用体系的伦理底线持续下沉，系统整体不断向风险质变的临界点逼近。

当各类负面要素累积达到临界阈值，叠加多重外部条件的催化，风险便会突破稳定状态，进入质变阶段。结合智能技术运行与社会治理现实，风险质变的核心触发条件可划分为三类。第一，技术条件方面，算法缺陷、数据偏见长期得不到修正，局部程序偏差演变为全链路的结构性漏洞，技术层面失去自我纠偏能力。第二，制度条件方面，法律法规、行业伦理规范、监管机制长期滞后于技术发展，跨领域伦理共识持续碎片化，制度约束形同虚设，规则防线全面松动。第三，主体条件方面，公众对智能技术的依赖性持续加深，人类主体性持续萎缩，社会整体抵御技术异化、识别伦理风险的能力大幅下降。在多重条件共同作用下，局部性的微小隐患转变为覆盖跨领域的系统性道德危机，零散的数据泄露升级为大规模公共数据安全事件，个别的算法偏差演变为阶层性的歧视，偶发的责任纠纷演变为全社会范围的伦理信任危机。风险完成质变之后，演化进程并未终止。依据质量互变循环规律，质变后的新状态会成为新一轮量变的起点，若治理举措缺位、纠偏机制失效，风险会在更高层级持续累积，形成“量变—质变—新量变”的恶性循环，风险治理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立足质量互变规律开展风险研判，要求治理工作摒弃“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的惯性思维，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各类微小伦理隐患精准化纠偏，从源头上阻断风险累积链条，守住风险质变的关键关节点。但风险完成质变并不意味着演化过程的终结，而是在不断演进中形成新的风险样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考察智能主体伦理风险的传导机制及其场景渗透过程。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下风险扩散的传导机制与场景渗透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依次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形态更替、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演进等历史进程时反复证明，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伴随曲折。智能技术的发展、伦理风险的扩散与治理全过程，完整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运动逻辑，同时形成了独特的风险传导机制与跨场景渗透路径。

第一阶段为肯定阶段，即智能技术良性发展、伦理风险低位运行的初始形态。肯定阶段是事物维持自身规定性、发挥正向价值的基础阶段，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在技术落地应用初期，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全面掌控技术研发、算法设计、场景落地全流程，严格以人的发展、社会福祉为价值导向，技术工具属性与人本价值高度统一。作为人类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对象化成果，智能技术在这一阶段主要体现为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此时智能技术充分发挥提升生产效率、优化公共服务、拓展人类实践边界的正向作用，伦理规则适配技术形态，监管体系运转有效，各类风险处于潜伏状态。这是智能技术发展的原生肯定形态，也是技术应然的发展状态。

第二阶段为否定阶段，即风险全面显现、无序扩散的曲折发展阶段。随着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从互联网领域向社会核心领域全面延伸，早期适配小规模应用的伦理规范、法律制度、监管模式逐渐失效。在数字网络架构的支撑下，风险形成纵向层级传导与横向场景渗透双重机制。纵向传导遵循“技术底层—运营平台—个体用户—社会群体”的路径逐层放大，由单纯的技术问题转化为社会伦理问题，横向渗透则打破行业与领域壁垒，从消费娱乐场景逐步蔓延至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这一发展状态，是对“技术向善”初始形态的第一次否定，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形成尖锐对立，也是风险危害最为突出、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阶段。必须客观认识到，这一否定阶段是新生技术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历史环节，全盘否定技术进步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三阶段为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治理纠偏、扬弃升华的高阶发展阶段。面对风险无序扩散的现实困境，人类通过重构人本导向的智能伦理框架、优化算法价值逻辑、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等一系列举措，对技术失范的状态进行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并非回复原点，而是在保留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智能主体伦理风险治理同样如此，其目标不是遏制技术进步，而是在扬弃技术异化倾向的过程中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智能技术克服了盲目扩张的消极面，保留了解放生产力、服务社会的积极面，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实现技术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契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终极价值追求。

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智能技术与伦理风险的演化道路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特征。运用这一规律把握全局，要理性看待智能主体伦理风险的客观性与阶段性，既不夸大风险而抵制科技进步，也不盲目乐观而放任风险蔓延。同时，要认清风险治理的长期性、系统性与渐进性，立足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持续推进制度完善、伦理建构与技术纠偏，使智能主体沿着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行。

（作者：张潆，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