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数字互信的“正增长逻辑”

　　中德数字互信的“正增长逻辑”

　　商贸推动了“正增长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这个道理极其朴素，但足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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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正增长”，还是要“零增长”?

　　这本不该成为问题，却偏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说正题之前，先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在《商贸与文明》一书里，作者提出了正增长社会和零增长社会的概念。啥是零增长社会?以中国为例，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团队研究了北宋到清代的GDP，发现从北宋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在水平线上波动，到了清代人均GDP则显著下降，以每年0.34%的速度衰退。

　　但就在这样一个整体零增长的社会中，却发现，在中国的杭州、扬州、泉州、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在零增长的汪洋中，成为正增长的孤岛。

　　在欧洲、波斯湾、印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零增长的中世纪和封建社会里，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锡耶纳等意大利城邦成为正增长的富饶之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中心。

　　那么，为什么有的地方是零增长，有的地方是正增长?核心答案是两个字，商贸。

　　第一，商贸让资源分配更均衡;第二，商贸带来开放、交流和互信;第三，有了互信，人们敢于投资，有了交流，知识得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要素就具备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商贸这么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地方排斥呢?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资源禀赋确实不具备发展商贸的条件，更多的地方，一是出于无知，不觉得商贸有用;二是恐惧，担心商贸带来不稳定;三是自利，觉得商贸有损自身利益。

　　但不管哪种原因，那些选择封闭、保守、拒绝交流的时代和国家，最终都吃到了苦头，在竞争中落后。而开放、交流，倡导契约精神，推动互信的时代和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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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的一个残酷真相，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就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中德“数字互信”的话题来说，就存在一个选择零增长，还是正增长的选择题。

　　中德本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2,979亿欧元，中国连续第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是从德国进口产品最多的国家。

　　但这样的“老铁”，这些年，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音。

　　比如，一些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提出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并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严查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审查华为5G;限制对华出口，人为的制造了许多猜疑、防备和敌意，让中德互信蒙上阴影。

　　这样做，其实大可不必，而且也本不该如此。

　　笔者在北京有两个德国朋友，都在望京的德资企业工作，平时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靠谱和务实的，但现在一些人冒出的对中国的“贸易猜疑”、“数字不信”，是非常不理性、不务实的。

　　为啥说不理性呢?因为作为“老铁”，中国对于德国来说：

　　第一，不排斥。《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报告显示，中国对来自德国的投资和贸易相当的开放友好，德国软件厂商SAP在中国高端ERP市场的份额超过70%;西门子在中国CAD与CAE软件产品市场份额高居第二;英飞凌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半导体公司，中国区销售占总收入37%;至于德系汽车在中国有多受欢迎更不用说了，很多中国人对汽车的国民记忆就是大众，这种情节已经深入几代人心。

　　第二，不威胁。从中德经济的互嵌深度来说，中国品牌和产品在德国，远不像德国品牌和产品在中国嵌入的程度那么深，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在德国数字层面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普遍，介入的领域并不多，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称，中国企业远远不构成威胁。

　　第三，不损害。一些人受到中美竞争、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人云亦云，以各种莫须有的名义，污名化中国的科技企业，将科技和数字世界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但事实证明，经过审查华为设备不存在安全问题，中国数字企业没有损害德国的利益。

　　所以，面对德国和欧洲一些人的污名化和不信任，中国人觉得很委屈，很难理解，“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容纳天地”，而你却已变心，“再不是熟悉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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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如何能避免无端的猜疑，导致的“零增长”双输局面呢?

　　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兴东，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号召中欧应率先建立“数字互信”机制，为全球树立典范。

　　啥叫“数字互信”呢?从概念上来说，是指国与国之间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信任机制，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坚守技术互相开放、供应多元、基于数据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动、平等互利、互不歧视等核心原则为基础。

　　说说笔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首先，把“数字互信”率先提出来，是对的，因为这个领域的互信最迫切。

　　数字的融通和互信，与一双鞋子一双袜子的流通，还不一样。鞋子和袜子的买卖，双方不怎么交流，生意也能做，因为大家的脚长得都差不多，但数字不一样。整个数字规则和经济体，都是建立在标准的基础之上，如果你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你听不懂我的，我听不懂你的，交易就完全无法进行。所以，数字经济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更渴求全球化，更需要互信。

　　第二，选择率先建立“数字互信”机制，进而推动双方全方位的深度互信，是一个好的切入口。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数字经济虽然复杂，但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通用的语言是一样的，再复杂的半导体、芯片，都可以还原到“0和1”。而且，数字本身会说话，比如是不是5G信号，达不达到5G的标准，一测便知，骗不了人。所以数字天然带有透明化的基因，也是最容易建立互信的。

　　第三，建立“数字互信”，对中德双方都具有重大的利益，做得好，双方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正如我们上文说的，德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受益者，获得了巨额回报，占据了重要的市场地位。而中国数字企业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华为、联想、小米、OPPO，以及新兴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需要欧洲市场。“数字互信”做好，双方都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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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果人家就是不接受你的建议，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在《商贸与文明》这本书里，作者讲到了一个历史上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中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归于尘土，比如，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崛起，商贸传奇让位于暴力秩序。

　　在中国明清时期，海上贸易也曾一度非常繁荣，造就了一些商贸重镇，但敌不过康熙一纸“寸板不许下水”的“迁界令”。

　　这些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远去，但好在，今天的人，还是比前人，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对历史的规律了解的更多一点。

　　所以回到问题，怎么能够让对方愿意建立“数字互信”，愿意怀着更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中国的伙伴呢?

　　笔者觉得，可能无外乎这么几件事，一个是动之以情，一个是晓之以理，再一个就是导之以利。

　　先说动之以情。简单说，就是让对方在思想和观念上意识到，中德建立互信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合则两利，斗则两害。中国数字企业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安全的威胁者，要破除对中国企业的污名化，更加独立、理性的做判断。

　　第二个就是晓之以理。德国企业在中国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如果中国也竖起高墙和壁垒，对德国企业过度审查和不当排斥，德国真的愿意承受这样的结果吗?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测算，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德国的经济产出将减少1%，按照2021年德国GDP计算，德国将每年损失360亿欧元。另有研究显示，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

　　第三是导之以利。事实上，在古代社会，王权很多时候愿意支持商贸，是因为商贸可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让国王招兵买马，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慢慢的，保护商贸，尊重产权，守护契约，成为越来越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德数字互信的利害关系进行科学量化，帮双方算算账，摆在桌面上，让双方都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多大。最后会发现，建立互信，而不是“掀翻桌子”，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如此方能进入正确的轨道。

　　在《商贸与文明》一书的结尾，作者说，有一个“不体面的真理”，就是金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换句话说，是商贸推动了正增长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

　　这个道理极其朴素，但足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