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24 21:28:44
《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我国现存最早、体系最为完整的农学专论，堪称中国传统农政思想的源头性文献。在两千年前的思想语境中，这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典籍，以“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整体视野，将农业生产置于治国理政的根本位置，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以农安邦”的政治传统与文明底色。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视野下研读这部经典，并参酌学界的多元解读，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这部古老文献所承载的重农理念、生态智慧与实践理性，并未随时代远去而褪色，反而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理论基石，持续提供着穿越时空的精神滋养与思想资源。
一、“农为邦本”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回响
《上农》开篇明义：“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一论断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生产视角，将重农上升为治国安民的根本方略。在《吕氏春秋》的论述体系中，重农不仅在于获取土地之利、保障衣食供给，更在于以农化民、以农固本、以农安邦。
学界在梳理《吕氏春秋》重农思想时普遍指出，其论述揭示了农业与国家治理的深层关联：百姓专心务农，则性情质朴、安土重迁，进而“少私义、公法立，力专一”，社会秩序易于维系;反之，若“舍本而事末”，民众逐末弃耕，则易轻于迁徙、巧于言辞，国家一旦有事，则人心浮动、难以固守。
农业稳则天下安，农民定则社稷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明确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视为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实基础。这些论述与《上农》的农本思想，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都看到了农业在人类文明演进和国家治理中的根基性作用。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何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能够在两千余年间持续支撑中国这个庞大人口的文明体?《上农》“民农则重徙”的论述揭示了其中一条重要线索——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农民附着于土地，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也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传统。这种稳定性既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农业技术代际积累的条件。也正因如此，“大国小农”至今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小农户家庭经营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上农》所言“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在当代转化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重大战略。从“先务于农”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历史的智慧一脉相承。夯实“三农”理论基石，首先要从战略高度确立农业的基础地位。
二、“三才”之道的生态智慧与现代价值
《审时》有言：“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厚”通“候”，意指时节。这句话将“顺时”确立为农业生产的根本法则。文章以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作物为例，对比“得时”“先时”“后时”的效果：得时之稼籽粒饱满、品质上佳;失时之稼则穗少粒秕、产量锐减。这种建立在长期物候观测基础上的认知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可贵的实证传统与理性精神。
《上农》四篇的价值更在于其哲学视野。《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一表述标志着中国传统农学“三才”理论的正式形成，将农业生产视作天、地、人、作物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天时”是对气候节律的把握，“地利”是对土壤性状的认知，“人力”是对劳动者能动性的自觉运用。三者合一，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独有的整体观。
从思想生成的角度看，“三才”理论并非一日形成，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先秦时期，从《夏小正》的物候观测到《诗经·七月》的农事记载，先民对天时地利的认知逐步系统化。《吕氏春秋》集其大成，将零散的经验知识上升为“天—地—人—稼”协同作用的整体理论框架，完成了从经验到哲学的飞跃。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上农》四篇所体现的，恰恰是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有限度有为”思想，即既非消极顺应，亦非盲目征服。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本质特征之一，正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天人合一”智慧的深度交融中，开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持续强调“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上农》所载“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罝罜不敢出于门，罟罛不敢入于渊”，意即非时不得山林滥伐、湖泽滥捕，所体现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朴素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这一战略方向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对话。《任地》提出的“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等耕作原则，所体现的通过人工调控实现土壤松紧适度、休耕轮作、用养结合的辩证思维，正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文化根基。
三、精耕细作传统与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任地》篇以后稷之口，连发十问：“子能以窪为原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这些问题直指低洼改造、保墒防旱、土壤培肥、耕作结构、田间管理等关键技术环节。四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系统回答，形成了中国早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土地利用上，提出“上田弃亩，下田弃甽”的因地制宜原则——高旱之田种于沟中以利保墒，低洼之田种于垄上以利排水;在耕作管理上，强调“五耕五耨，必审以尽”，要求深耕细作、锄草及时;在田间布局上，主张疏密得当、行列整齐，严防“地窃”(土地利用率不高)、“苗窃”(苗生太密)和“草窃”(杂草侵吞)。这套技术规范，不仅支撑了传统农业长期领先世界，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勤劳精细、因地制宜的农耕品格。
西方农业现代化以大规模、高投入为特征，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壤退化、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且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难以完全适配。我国有近2亿小农户，家庭经营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态。因此，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农业新质生产力，将其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加以部署。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体现，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传统农耕智慧的继承与发展。从“得时之稼”的品质追求到现代种业自主创新，从“深耕细作”的田间管理到智能农机装备，从“粪田畴、美土疆”的地力养护到绿色循环农业体系——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正在深度融合，共同塑造着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四、“安农”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三农”立场
《上农》论重农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安农”：使农民安于乡土、专于农事。“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百姓致力于农业，则家产厚实、不轻迁徙，进而安心定居。反之，“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国家有患有远志”。尽管这一逻辑带有历史局限，但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值得继承：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农民安居乐业，农业才能持续发展，农村才能长期稳定。
列宁在论述小农经济改造时强调，必须“满足小农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这一论断与《上农》“安农”理念在精神上相通——都认识到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要求城乡协调发展、农村持续繁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夯实“三农”理论基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农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上农》提出“上田夫食九人”的产能目标，反映了对劳动生产率的朴素追求。新时代我们追求的是在减轻劳动强度、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高效发展。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从农业生产托管到无人机植保，从测土配方施肥到农产品电商，现代服务手段正在赋能小农户，“穿着皮鞋种田”正在成为现实。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这既是对传统“安农”思想的继承，更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历史性超越。
结语
农业从来不止于“耕种收获”，它连着政治根基、文化血脉、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从“先务于农”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厚之为宝”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精耕细作”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历史的脉络清晰延续，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理论基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两个结合”中让古典农学智慧焕发新生，让“三农”理论基石更加坚实。
(作者：姜明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