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16 10:20:17
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信息传播格局经历了深刻重塑。短视频、直播、播客等新兴媒介形态，不仅改变了内容的呈现方式，亦重构了传受双方的关系结构。用户不再满足于单向的信息接收，而期待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参与感与回应感。弹幕、评论、连麦等技术手段的普及，使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传播活动的共建者。播音主持行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传统的单向传播，转向更多互动、更多反馈的新模式。传统的播报方式在新环境中渐显不适，话语的权威性并未消失，但其表现形式必须重新配置。如何重建有效的话语连接，是当前播音主持实践面临的核心议题。
对话理论为观察这一转型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视角。巴赫金认为，话语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自我表达，而是始终指向他人、期待回应的社会性行动。哈贝马斯也将交往行为理解为以相互理解为目标的主体间互动。将这些理论观点引入播音主持实践，有助于突破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主持人话语的功能定位与策略选择。
一、对话理论对播音主持话语转型的启示
(一)从独白到对话的理念更新
传统广播电视时代，播音主持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独白逻辑。电视新闻的播报、电台节目的朗诵，均呈现出高度程式化的话语特征。传者占据绝对中心，信息沿着事先设定的轨道流向受众。即便专业训练中强调对象感，其本质仍是传者先想象出一个受众形象，然后向这个形象投递信息，反馈回路长且模糊。受众的存在是间接的、抽象的，传播效果的验证往往依赖收视率等滞后数据。
融媒体时代不同了，弹幕、评论、点赞、连麦等技术手段，使受众由幕后走向台前，传受关系呈现即时共在特征。对话理论启示我们，当前环境下主持人话语的首要功能不再是告知，而是邀请。邀请受众进入话语空间，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与流动。这意味着主持人需要从信息的权威发布者，转变为话题的平等发起者。话语中需要天然蕴含对他者回应的期待。诸如你怎么看、评论区见、我们聊聊等表达，不是简单的话术装饰，而是对话性理念在话语层面的具体体现。这一转变并非对专业能力的削弱，而是对专业内涵的重新界定。
(二)平等、互动、回应的对话关系构建
对话能够成立，前提是参与主体在话语层面处于平等地位。融媒体平台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机构壁垒，主持人与受众共享相似的界面，遵循相近的规则。对话理论强调的主体间性，要求主持人在话语实践中承认受众的能动地位。受众不再是被动接收的靶子，而是拥有解释、质疑、补充权利的对话方。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正是指多种独立意识在同一话语事件中的平等相遇。
这种平等关系需要通过具体的话语策略来维系。一方面，主持人需建立回应意识，将受众反馈纳入话语生产的有机环节。另一方面，需规避一种伪平等。即在表面上使用网络化、口语化表达，却在深层逻辑上维持单向输出。真正的对话关系，体现为话语节奏具有可协商性，话题走向保持开放，以及主持人对异质声音具备包容与承接能力。当受众提出不同意见时，主持人不是简单否定或无视，而是通过话语承接将其转化为讨论的增量。
二、当前播音主持话语实践中的困境
理念层面的转型共识已经形成，但在具体实践中，不少播音主持话语仍陷入形似对话而神非对话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互动话术流于形式
浏览各类短视频平台与直播间，喜欢的点个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把数字打在公屏上等互动话术几成惯例。部分机构甚至将这些话术固化为标准化培训模块，要求主播在固定节点重复输出。然而，大量此类表达仅停留于索取行为层面，并未真正构成对话闭环。主持人抛出互动指令后，对受众的实际反馈缺乏针对性回应，评论区与直播内容之间形成自说自话的割裂状态。
这种形式化互动的本质，仍是独白逻辑的变体。将受众的参与简化为点赞量、评论数、在线人数等数据指标，而不是将其视为拥有主体性的对话参与者。当互动沦为流量工具，对话关系便失去了真诚性的根基，受众的参与热情也会在套路化重复中逐渐衰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话术泛滥造成了受众的审美疲劳，使本应真诚的互动邀请变成了背景噪音。
(二)播音腔与网络口语生硬拼接
部分具有专业播音背景的主持人在转型融媒体时，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话语拼贴现象。前半句仍是字正腔圆、气息沉稳的标准播音体，后半句突然切换为网络流行语。两种语态在单一话语流中生硬拼接，既未形成有机融合，也未实现功能互补。这种拼接往往发生在身份转换的焦虑中，主持人既想维系专业训练的根基，又急于迎合网络空间的流行语态，却在两种话语逻辑的张力中丧失了统一的话语人格。
从对话理论视角来看，这种拼贴反映出主持人在话语身份认同上的深层摇摆。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并非不同声音的简单叠加，而是多种意识在统一事件中的有机交织。机械拼贴恰恰背离了这一原则，导致话语整体性受损，亦使受众感到认知混乱。当受众无法从话语中辨识出一个稳定、可信的传播主体时，对话的信任基础便遭到破坏。
(三)人格化表达缺失导致信任感不足
融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受众越来越关注话语背后那个具体的人。他们不仅关心信息内容，也关心主持人的价值观、性格特质和情感方式。然而，部分主持人在话语实践中仍维持着机构代言人的抽象形象，情感表达趋于标准化，个人特质被过度修剪。他们将人格化误解为私人化，因担心暴露真实自我而选择了过度防御的话语姿态。
当话语缺乏可辨识的人格底色时，对话便难以建立深层的信任连接。受众虽可接收信息，却难以产生情感认同。虽可参与互动，却难以形成持续的关系黏性。对话理论指出，真正的理解发生在具体的主体之间，而非抽象的角色之间。主持人如果始终隐藏在完美职业形象之后，对话关系便只能停留在浅表层次。人格化并非要求主持人放弃专业边界，而是在专业表达中注入可感知的人性温度。
三、基于对话理论的播音主持话语策略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结合对话理论的核心理念，播音主持话语策略的优化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
(一)以真实对象感构建虚拟对话情境
传统播音训练中强调的对象感，在融媒体语境中需要被重新诠释。主持人不应仅仅想象受众的存在，而应通过平台数据、评论区内容、粉丝画像等途径，建立对受众的具象认知。了解他们是谁、关心什么、以何种情绪进入当前传播场景。这种认知不是一次性的，而应在每次传播前进行更新。
在此基础上，话语设计需体现对特定受众处境的感知与回应。例如，面对深夜时段的音频播客受众，话语节奏可适当放缓，内容选择偏向舒缓与陪伴。面对突发事件直播中的受众，话语需承载信息澄清与情绪安抚的双重功能。面对知识类短视频的受众，则需在前三秒内建立问题意识，以高密度对话感抓住注意力。这种情境化定制的对象感，使虚拟对话获得了近似真实交谈的临场感与针对性。
(二)以即时回应能力重塑互动话语节奏
融媒体传播的即时性特征，要求主持人具备话语现场生成的能力。主持脚本不再是不可变动的蓝图，而是需要根据实时反馈进行动态调整的参照系。即时回应并非要求主持人对所有评论逐一回复，而是建立一种包含反馈感知、内容调适、关系确认的话语机制。
具体而言，回应可分为几种类型。解释型回应，针对受众对信息的疑问进行补充说明;情感型回应，对受众的情绪表达予以承接与共鸣;话题型回应，将受众提出的新角度纳入讨论脉络。例如，在直播中发现评论区集中出现对某一信息的疑问，主持人应适时暂停主线推进，进行补充解释。在短视频评论区发现某一观点引发广泛共鸣，可在后续内容中予以承接和深化。这种回应能力将受众反馈由背景噪音转化为话语资源，使传播过程真正成为双向建构的对话过程。
(三)以人格化表达增强话语亲和力与信任感
人格化不等于摒弃专业性，而是在专业底线之上呈现可感知的人的维度。这要求主持人在话语中适度纳入个人经验、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使受众感受到话语背后真实主体的存在。人格化与私人化的边界在于，前者展示的是经过专业筛选后的真实，后者则是无边界的自我暴露。
具体而言，可在信息传达中融入适度的第一人称叙事，用我的观察、我个人的体会等表述建立话语的亲历感。在观点表达中呈现明确的立场与温度，避免模棱两可的空泛表述。在互动交流中展现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与幽默方式，形成可辨识的个人话语特征。当受众意识到话语来自一个具体的、可信任的人，而非一个抽象的机构角色时，对话的意愿与深度将显著提升。
(四)以场景适配实现多平台话语风格转换
融媒体时代的主持人往往需要在短视频、长直播、音频播客、图文社交等不同平台间切换。对话理论提醒我们，不同平台意味着不同的对话情境、关系距离与参与规则，话语策略需因场景而异。
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消费具有碎片化特征，话语需在极短时间内捕获注意力、抛出核心内容、预留互动切口，通常以悬念设置、快节奏、高信息密度为特征。直播平台的时间维度相对延展，话语需维持节奏变化，在信息输出与互动回应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长时间单向输出导致受众流失。音频播客则更强调陪伴感与私密感，话语可适度降低信息密度，增强情绪共鸣与思维漫游的空间，呼吸感与停顿变得尤为重要。图文社交平台虽以文字为主，但口语化的标题与开篇仍承载着对话邀请的功能。主持人需建立平台语感，避免以单一话语形态应对多元传播场景。
结语
融媒体时代播音主持话语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从独白走向对话的深刻变革。对话理论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更是一种价值立场。在传播权力日益分散的新媒介生态中，主持人唯有将受众真正视为平等的对话主体，以真诚回应替代形式互动，以人格化表达替代抽象角色，以场景适配替代机械复制，才能在众声喧哗中重建话语的吸引力与公信力。
对话不是对专业性的消解，而是专业性的当代形态。当播音主持话语能够在坚守信息准确、表达规范、价值正向的专业底线之上，真正打开对话的空间，这个行业便能在融媒体的浪潮中找到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话语根基。这一转型不仅关乎话语策略的调整，更关乎整个行业对传播本质的重新理解。唯有在对话中，播音主持的专业价值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作者：陈垣霖，河北传媒学院)
